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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杨广之子？
2. 高丽和辽宋在当时是什么关系？

杨广之子？

杨昭（584年2月21日―606年8月30日），字世明，弘农华阴（今陕西华阴市）人。隋朝宗室大臣，隋炀帝杨广嫡长子，母为萧皇后。

开皇四年 （584年），册封河南郡王。开皇十七年（5***年），纳娶慈州刺史崔弘升之女。 仁寿初年（601年），袭封晋王，授内史令、左卫大将军。仁寿四年（604年），出任雍州牧。隋炀帝出巡时，留守长安。大业元年（605年），册立皇太子。身有武力，能拉强弓；生性谦和谨重，有君人之量。

大业二年（606年），病故，时年二十三岁，追封元德太子。义宁元年（617年），其子隋恭帝杨侑即位后，追谥孝成皇帝，庙号世宗

杨广序齿的儿子有三个，分别是长子杨昭，次子杨暕和少子杨杲。

杨昭于公元605年被册立为皇太子。身有武力，能拉强弓。生性谦和谨重，有君人之量，可惜于公元606年病故，时年二十三岁。

次子杨暕在公元618军文化及发动江都兵变中遇害，时年三十四岁。

少子杨杲，江都***，宇文化及带人入宫，杨杲时年十一岁，在杨广身旁不停悲号哀哭，裴虔通使贼斩之于帝前，血湔御服。时年十一。

高丽和辽宋在当时是什么关系？

宋朝各代皇帝都曾经有收复燕云失地的打算。从宋太宗对辽国的三次亲征，到宋神宗“联丽制辽”的设想。到了宋徽宗时期，针对辽国内矛盾的加剧，宋徽宗收复燕云失地的***开始付诸实践，其表现主要有两个举动，一是与金人订立海上之盟，二是对高丽的推恩外交。

1110年六月（宋徽宗大观四年，高丽睿宗五年，北宋派遣王襄、张邦昌出使高丽。高丽睿宗在会庆殿接受了宋朝的诏书。在这次出使中，宋徽宗给高丽王带来一份密诏。内容如下：

“皇帝明见万里，谅王忠悟之诚，欲加恩数，闻王已受北朝册命，南北两朝

通好百年，义同兄弟，故不复册王。但今去诏，已去‘权’字，即是宠王以真王

之礼……“

这份《皇帝密诏》，是宋徽宗御笔亲制。张邦昌在传达这份密诏时，还特别交代：“北朝必无如此礼数。文王、肃王亦不曾有此等恩。”希望“他日归奏……请***驾诚，敬以答圣恩”。这份密诏与以往宋朝给高丽的外交文书的不同之处有两点：一是首次确认高丽与宋朝是兄弟之国，这在过去的任何皇帝和任何朝代都没有出现过，而且这种变化不是简单的礼节变化，而是两国关系质的变化；二是在给高丽王的诏书中，过去一般写为“权知……”等，如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（983年）三月的《册封诏书》中就有“宜颁命德之文，权知高丽国事王治”的字样。所谓“权”就是“暂时”“代替”之意，而现在宋徽宗提出去掉“权”字，这也标志着宋丽关系的升级。

设想一下，这是否是宋徽宗因为长期不给高丽册封临时作出的礼节性的表示呢？笔者认为，从这份密诏的内容以及围绕密诏开展的一系列外交活动，说明宋徽宗的做法绝不是顺水人情，而是精心谋划的外交举动。首先，张邦昌在传达《皇帝密诏》时，希望高丽王能“骂诚敬以答圣恩”，这实际上是要求高丽王能就此表态，而且态度要“诚”“敬”。其次，在宋朝国内宋徽宗也作出了一系列相应的调整和改变。其中包括把高丽来宋的使节改为国信使，并由枢密院接待，将“引伴、押伴官”改为“接送馆伴”，将原本与西夏相同的接待规格升为在西夏上，包括赐以《大蔑燕乐》。所有这些都是从外交规格上将高丽升格为与辽、宋朝平等的位置。《宋史》记载：“政和中，升其使为国信，礼在夏国上，与辽人皆隶枢密院；改引伴、押伴官为接送馆伴；赐以《大蔑燕乐》、透豆、簠簋、尊罄等器，至宴使者于睿谟殿中。政和二年，改定武选新阶，乃诏客省、四方馆、引进司、东西上閤门所掌职务格法，并令尚书省具上。又诏高丽己称国信，改隶客省。”

宋徽宗在此时为什么会抛出《皇帝密诏》并作出许多外交调整呢？他是在争取灭辽的力量，希望用这样的推恩将髙丽拉到灭辽的大军中。对宋徽宗的心理，高丽人还是看得清楚的，但高丽又不想得罪任何国家——无论是宋还是辽，还是后来的金。当时的睿宗让王襄带回一份谢表，并回答了《皇帝密诏》，内容如下：

当国介在东表，祖先以来，乐暮风化，有时入贡，优荷宠恩。崇宁中国信使刘侍郎、吴给事奉圣旨咨闻、行册礼事。先考以当国地接大辽，以己票行齋命正期，所以未敢遵承上命，以实恳辞。举国惶恐，未之暂安。今闻国信尚书舍人所传密谕，皇帝圣明如天曰，国王虽在万里之外，忠孝恭顺，皇帝无不鉴照。今欲优加异恩，某等朝辞曰：备闻圣训，以受大辽册命，南北两朝通好百有余年，义同骨肉兄弟，所以不欲更加封册，今来诏书已去“权”字，即是宠国王以真王之礼。拜命之始，惶骇自失！意欲奉表辞免，更自思：惟皇帝圣恩，委曲存抚，只去‘‘权”字，以示正名，永除册立之命，欲使一方无有后虑，今已依诏除“权”，况闻所踢招书，是御笔亲制，此之荣幸，古未曾有；感戴殊甚，更期忠恪……

高丽国王的回答，首先检讨“当国地接大辽”，已察行辽国正朔，所以未曾接受宋朝册封的惶恐；其次表达了对宋朝“优加异恩”的惊喜，并表达了自己的感戴之情。高丽王的回答，正是宋徽宗所需要的，但真正的目的谁也没有明说。宣和四年，继位的高丽仁宗终于把窗户纸捅破，并劝宋朝使者路允迪：“‘闻朝廷将用兵伐辽；辽兄弟之国，存之足为捍；女真狼虎耳，不可交也；业己然，愿归报天子，宜早为备’归奏其言，己无及矣。”高丽王的劝说，与后来辽对宋国君的传信如出一辙，说明了辽对于宋的屏障作用。看来在这件事上，宋徽宗有点近视了。从宋与金的交往中我们已经知道，由于宋朝过早地将弱点暴露给了金，同时，也由于宋徽宗在外交上驾驳能力的欠缺，宋徽宗的***并没有能够实现，从此，宋朝的外交跌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

到此，以上就是小编对于厦门慈州文化的问题就介绍到这了，希望介绍关于厦门慈州文化的2点解答对大家有用。